交通执法人员称:民间打车软件没有纳入执法监控范畴,乘客权益难受保护
打车软件从某种程度上方便了乘客和驾驶员。记者罗斌摄
本报记者夏元
近日,“嘀嘀打车”宣布,追加2亿元预算“请”全国人民打车;一天以后,“快的打车”宣布,与支付宝钱包联手,再投5亿元请客打车。一时间,打车软件市场风起云涌。
打车软件在我市的运行情况如何?乘客、的士司机、出租车公司是否接受打车软件?本报记者展开了调查。
电召终端“叫好不叫座”
2012年12月31日,主城开通出租车电召试运行服务。目前,主城有超过5000辆出租车都安装电召终端设备。市民只需用手机下载电召软件,每次打车支付3元电召费,就能电召出租车。
不过,据记者调查了解,这套系统却是“叫好不叫座”。
“在上下班高峰期,应召前来的出租车几乎没有。”市民刘小姐称,3元电召费不贵,电召终端软件用起来上手快,是这套设备的优点。但最令人头痛的是,最想“打的”时往往打不到车。
不光乘客“吐槽”,驾驶员也有牢骚。的哥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:对电召终端设备的操作程序不太熟练;应召后须与乘客电话联络,程序繁琐;应召后就不能取消。
“一旦遇到堵车,此前电召的乘客拦到空车提前走了,那这趟就白跑了。”的哥何师傅说,乘客爽约3次后,手机号码才会进入电召“黑名单”,而的哥应承电召后一旦爽约,则即被视为拒载,要承受相应处罚。他算过一笔账,如果超出2公里车程去接人,额外增加的3元电召费根本不划算,再加上联络乘客的电话费开支,“这摆明就是亏本买卖。”
“打车神器”逐渐撬开市场
就在电召终端设备叫好不叫座之时,“嘀嘀打车”、“快的打车”这两款“打车神器”在去年下半年相继入渝。
有20年驾龄、47岁的汪师傅,算是同龄人中的“潮人”。自从下载打车软件后,他每天平均要比以往多做三四笔业务。
“开车时,可以直接听到语音播报的乘客位置和前往的目的地,空车和顺路时都可以去拉客。”汪师傅毫不掩饰自己对打车软件的偏爱。
与电召终端系统对乘客爽约缺乏制约不同,利用这些打车软件,一旦遭遇乘客爽约,系统会返还10元补偿给驾驶员。这对驾驶员很有吸引力。
另外,乘客也有“赚头”。“快的打车”和“滴滴打车”就分别宣称,只要乘客和驾驶员使用支付宝或微信进行车费交易,将为驾乘双方各提供10元的返现。
“神器”虽好监管难
“打车神器”虽然市场反映叫好,但却频频遭遇“叫停”的尴尬。
去年5月,深圳市交委下发通告表示,“出租车司机不得使用手机召车软件,并将联合执法支队进行专项整治”。深圳市交委的解释是,部分“打车软件”存在私自、变相向乘客加价收费等问题,而且这些软件缺乏对驾驶员信息真实性的认证。
除深圳出台“禁令”外,国内不少地方也出台了对“打车软件”的管控措施。比如北京就要求打车软件去掉加价功能,上海则提出“加价会导致乘客与驾驶员纠纷无法协调”,提醒乘客谨慎选择“打车神器”。
虽然当前我市没有叫停打车软件,但市交通执法96096热线工作人员称:无论“快的打车”还是“嘀嘀打车”,这类民间打的软件都没有纳入执法监控范畴,乘客权益不受法律保护。
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队负责人表示,乘客使用“打车软件”的权益不受保护,是因为管理上存在困难——倘若使用打车软件应召的驾驶员,并非出租车司机而是“黑车”司机,这就意味着乘客正常打车的单,被“黑车”给截走了。另外,由于应召的“黑车”可以随意编写出租车车牌号,导致调查取证困难。
该负责人称,下一步,我市将出台完善电召出租车的管理办法。届时,无论“民间软件”还是“官方指定”,都将纳入到管理范围之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