滴滴打车副总裁王欣
滴滴打车副总裁王欣称目前40%的叫车需求无法满足正在做拼车信息匹配测试
自从广交会开幕，生活在广州的白领们发现：无论是在街头还是手机APP叫车，广州的出租车变得越来越难打。甚至到高峰时段，2公里多路程加价到30元，等待20多分钟都没能找到一辆车“赶场救急”。
而这仅是发生在北上广等城市居民吐槽“打车难”的冰山一角。
与之相反，滴滴打车等应用商投入的“商务专车”服务则需求增多。
如何解决高峰时段打车难？本报专访了滴滴打车副总裁王欣。
文/本报记者王丹阳
记者：高峰时段为何打车难？
王欣：一开始侧重点在出租车，所以做了打车。但其实出租车的数量是有限的。因为在中国，出租车的定位还是公共交通的一种补充，特别是在一些政府的思维中，造成了出租车价格不高不低，出租车的数量则是管控的。老百姓的需求很旺盛，高峰时段肯定打不到车。有数据显示，广州的士的实载率是97%，也就是说在高峰时段，广州100辆行驶的出租车中，有97辆是满座的。
在我们平台上每天有1000万份的叫出租车需求，但满足的只是一部分，有40%的叫车需求无法满足。对于打车难，我们计划通过拼车、公交车来分流一部分，而对中高端人士则用商务用车分流。
下一步，想做的是拼车，包括出租车和私家车。我们已经开始先期的调研。因为拼车不只是老百姓愿意的事，还需要技术支持。在北京、南京、南昌等地，政府是支持出租车拼车的。但推广不起来。因为乘客想找一个拼车的人不容易，而且拼车发生纠纷、出现问题也不好处理。
拼车难推行因为没发票
记者：拼车在哪些城市展开？
王欣：现在主要难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上。在北京，政府部门已经发文可以出租车拼车，也包括私家车拼车。但在一些地方政府是严禁拼车的。即便一些城市想推广拼车，但一个计价器不能打出4张发票，这都是需要当地政策支持的地方。因为发票不光是报销，也是坐车的凭据。
记者：拼车应用会怎样做？
王欣：跟打车一样，拼车的信息不对称是我们要解决的。假如有4个人，同一时间从同一个地点，比如机场上车，这样的拼车是容易解决的。但我们想解决的信息不对称是，在出租车行驶过程中，能否让有需求的人拼车上下车？目前有一个100多人的团队在做拼车的信息匹配先期测试。
仍有三成高活跃乘客
记者：没补贴后，还有多少客户和司机在玩打车软件？
王欣：全国下载滴滴软件的乘客有1亿多人，司机有100多万。在补贴结束后，高活跃度的司机有80%。而高活跃的乘客每天应该有30%~40%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数据。高活跃度乘客是指每天都要打车的人群，出行还是一个刚性需求。此外，还有中活跃度乘客，就是每周打车1~2次。这些中高活跃乘客占了70%。而像一些拿补贴去买菜的大妈，本身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。他们流失，我们也不在意。
高低端人群可“约租车”
记者：最近转向专车服务？
王欣：我在美国生活过，当地是“约租车”多，而出租车少。而中国则是出租车多，“约租车”少。“约租车”是通过电话和手机应用软件叫车，不在大街上行驶。未来中国，高端人群出行会靠“约租车”来完成。
记者：那对收入低的人，打车难怎么办？
王欣：滴滴平台想接入公交车。假如在高峰期打车难，滴滴APP软件可以建议乘客去坐公交车，不仅可以清楚告诉乘客相应的公交车线路，还有公交车会有多长时间到他目前的位置。现在公交车电子站牌的问题是很多都过期了，不准。
通过奖励鼓励司机搭载老人
记者：弱势群体，比如老人，没有打车软件，怎么办？
王欣：在企业层面，我们主要是跟全国的雷锋车队战略合作，来解决老人等弱势群体打车难问题。从今年开始，滴滴都将每年专门拿起5000万来资助解决这一问题。老人打车难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多是经济问题。很多时候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接老人，是因为老人等弱势群体行动缓慢、耽误时间，会有摔倒等风险，司机有顾虑。我们会通过经济奖励手段来鼓励司机。
而在政府层面，我们打算跟各地的政府平台合作。与中国电信合作，利用全国各地的114给老人等不会用网络的群体用电话叫车，并在滴滴系统上注明是弱势群体接单，并考虑给接载司机奖金鼓励。现在问题是跟各地交委的对接情况。
记者：互联网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？
王欣：我觉得互联网企业跟别的任何企业没有区别，都要承担社会道义和责任。在10月发起了关爱女性安全搭车，解决女性打车难的问题。出租车司机是一群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脚步，经济收入不是特别好，劳动强度特别高的群体。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，我们组织了看电影、打羽毛球等活动。我们也跟一些餐馆合作，解决他们上厕所难，吃饭基本都吃地沟油的现象。我们不仅愿意承担，而且已经在做。
